作家与批评家的关系，打个未必恰当的比喻，一如西湖与西湖文学的关系：彼此依托，相互辉映。没有了西湖，也就没有了西湖文学。但如果没有了西湖文学，西湖又该会怎样黯然失色？西湖文学发轫于唐代。唐以前的西湖只是被称作“武林水”，犹如一位“养在深闺人未识”①的小家碧玉，虽说荆钗布裙难掩国色，却只能徒自“沉鱼落雁”和“闭月羞花”，不免自怜幽独。“正是凭借白居易等人创作的西湖文学的揄扬，它才声誉渐著，终至成为倾国倾城、甚至艳惊异邦的大家闺秀。而苏轼《饮湖上初晴后雨》一诗中那妙绝千古的譬喻，更将它的美誉推向极致。所以，也许可以说，是西湖酿成了西湖文学，而西湖文学又反哺西湖，造就了它的百代盛名”。②当代作家与批评家的关系或许也可以作如是观。 一、历史的检视：当代作家与批评家互动相生的轨迹 回望上世纪80年代以迄本世纪初的文坛，我们欣喜地看到作家与批评家之间总体上保持着互动相生的状态。批评家们对作家的创作动向高度关注，对作家的创作新变极度敏感。当“风起于青萍之末”时，他们便及时捕捉到了那细微的颤动，而将其置于百年巨变的宏大背景下推衍为即将奔涌而来的时代波澜，从哲学抽象的层面加以评说，将作家缘自艺术直觉的感性描写提升到学理逻辑的高度，以深刻的洞察力和预见性揭示出“流派”“思潮”的酝酿与生成。如果说作家是新时期文学勇立潮头的“弄潮儿”的话，那么，批评家则以具有热度、深度及高度的文字，一方面为他们推波助澜、擂鼓助威，另一方面在他们踏浪前行时，凭借自己“熟读唐诗三百首”（或曰纵览中外文学史）的思考与感悟，为他们导航，指引他们扬起理想的风帆，开足马力，绕开漩涡，向繁花似锦的彼岸进发。 更重要的是，当这些“手把红旗旗不湿”的弄潮儿身形不正、脚根不稳或动作变形、风姿欠佳时，批评家会无所顾忌地直接予以评点，促使他们及时进行调整与修正，以更加稳健和快速地乘风破浪。这也就是说，对新涌现的作家作品，批评家们并不止于喝彩，在揄扬其“长”、赞赏其“得”的同时，亦不讳言其“短”、回护其“失”。他们不以彼此保持一团和气为相交之道。而作家这一方面则大多能以从善如流的态度与批评家进行互动，在批评家的鼓励与期许下增强理论自觉，更加坚定地固守自己的创作方向、锤炼自己的创作特色，并诚恳地接受批评家对自己创作中的阙失的指摘，有意识地加以弥补与完善。当然，对批评家的臧否，作家们也并不照单全收，在他们的回应中，不无仁智互见的切磋与商榷。双方各自吐珠纳玉，呼风唤雨，营造出整个文坛生气勃勃、欣欣向荣的景象，而他们的创作水准和批评能力也藉此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可以说，他们相互砥砺，相互成就，借势拔节，皆达高标，呈现出互动相生的喜人形态。 考察其间递嬗演变的轨迹，我们可以发现许多具有借鉴意义的个案。例如上世纪80年代“寻根文学”的兴起及其命名，就与作家与批评家之间的双向互动有着直接的因缘。学界已基本上达成共识：1984年12月在杭州西子湖畔召开的部分青年作家与青年批评家的对话会，是“寻根文学”作为一种流派的起锚地。陈思和《杭州会议和寻根文学》③一文便认为“寻根文学”的命名、释义及理论建构肇始于作家与批评家面对面的交流与争鸣。此前，寻根文学的代表作家李杭育的“葛川江”系列小说已显露出有别于“伤痕文学”“改革文学”的景象，一股清新气息在文坛悄然弥散开来，既引起传统批评家的担忧，也促发新锐批评家思考与时代潮汐相呼应的的文学走向。程德培撰写的万字长文《病树前头万木春》即以李杭育小说为个案，揭秘了一种新的文学思潮的萌动，并为之摇旗呐喊：“我们正处在一个极具变化着的新旧交替的历史时期。在这时代的总体氛围中，我们感受到的，是一种新生的喜悦。当然，同时也伴随着分娩时的阵阵痛苦……”④这也许可视为西湖会议的先声或前奏。而李、程二位也就理所当然地代表作家阵营和批评家阵营成为西湖会议上最活跃的角色之一。会议原定的主题是“新时期文学：回顾与预测”，岂料“寻根”却喧宾夺主，跃升为会议的热点与焦点，此后，寻根文学所强调的“文化”“民间”“传统”等也成为30多位与会嘉宾争相置喙的高频词。看似发散性的议论，在相互碰撞中迸发出耀眼的思想火花，既廓清了飘逸在文坛上空的疑云迷雾，也清晰地勾勒出寻根文学的学理脉络，并进而映现出整个新时期文学的来径去路。这之后，正是在与会作家与批评家的联手推动下，寻根文学成为在80年代文坛呼啸而行、引人瞩目的热潮，李杭育固然被贴上了“寻根文学作家”的标签，美誉度与影响力大增，而程德培也从青年批评家中脱颖而出，成为批评界的风云人物。 同样在上世纪80年代，与程德培同时出道的青年批评家吴亮则在与作家马原的互动中声名鹊起。他撰写的《马原的叙述圈套》一文⑤以敏锐的触角和犀利的笔锋对先锋文学的代表作家马原进行了鞭擗入里的解读与剖析，堪称当代文学史上有关先锋文学评价的最重要文献。他独具只眼地发现并指出：“马原似乎一直在乐此不疲地寻找他的叙述方式,或者说一直在乐此不疲地寻找他的讲故事方式。他实在是一个玩弄叙述圈套的老手,一个小说中偏执的方法论者”。吴亮用“叙述崇拜”“神秘关注”“无目的”“现象无意识”“非因果观”“不可知性”“泛神论”与“泛通神论”这八个关键词来概括马原的观念，既切中肯綮，又保持着一种客观的公正立场和中性的叙述口吻，弃用任何溢美之辞。因为这篇评论，不易读懂的马原走入了更多读者的视野，先锋文学的特征得到了入木三分的揭示，吴亮自己也赢得了“华山论剑”的资格。 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吴义勤、张清华、施战军等学院派批评家高度关注“新生代”作家的创作动态，并予以臧否有度、褒贬合衷的评说，从而对这一批60后作家的成长、成熟及文学史书写，发挥了不可或缺的推动与促进作用。所谓“新生代”作家，这本身是一个颇具争议的提法。这个庞大而又成分复杂的群体，以自由职业者为主。他们以叛逆的姿态杀入文坛，无视现存的文学秩序与文学体制，无视权威，无视传统，试图以献身文学的热诚在颠覆中建构新的不受任何拘囿的创作范式。吴义勤等人对这批作家的突破与局限、优势与不足一一进行指陈，既致力于探讨与新生代作家相关的若干重大理论问题，又侧重于还原文学现场，阐发自身对这批作家的个性特征及时代烙印的认知与理解。吴义勤后来把这些评论文章结集为《自由与局限：中国当代新生代小说家论》一书⑥，全面而又细致地总结和呈现了新生代作家整体的文学成就、审美风格。从书名就可以得知，作者对新生代作家并不是以高唱赞歌为旨归的，完全无意遮蔽其局限性。正是这种融入了爱与知、蕴蓄着光与热的批评态度，使吴义勤等批评家与新生代作家联镳并驰，各臻佳境，在当代文学史上都留下了可圈可点的印记。而这些案例，又成为作家与批评家互动相生的一段段佳话，足以载入史册，昭示二者关系曾处于怎样一种理想形态。 二、现实的忧思：一种潜滋暗长的批评倾向 “互动相生”，这一对作家与批评家关系的精当概括，启示我们，作家和批评家之间应当在频繁的良性互动中实现双方的共同成长与进步。要言之，这种互动，当然不是无原则地相互粉饰、无底线地相互抬轿，而是朝向同一个目标（攀登文学高峰）的相互激励、相互鉴戒，包括对彼此创作及批评的得失直言不讳，在充分肯定其优长与成就的同时，一针见血地指出其有待改进与完善之处，以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然而，这种早已形成并延续多年的理想化形态，近年来却似乎并没有得到强化，反倒有弱化的趋势。这不能不让人产生某种忧思。 尽管商品大潮对文学事业的冲击带来了令作家们痛心疾首的负面效应，尽管文学在现实生活中的位置已经逐渐边缘化，尽管最著名的作家被拥趸的程度也远逊于二三流影视明星，但文学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⑦的传统观念在政府层面依然根深蒂固，文学事业得到的官方及民间（企业）的扶持反倒较前更多，而呈现出繁荣的表象。文学杂志的稿费持续上涨（虽然与作家呕心沥血付出的劳动尚不相称），各种文学奖项及奖金的额度不断增加，各类文学采风及作品研讨活动频繁举办，从不同侧面印证着这种繁荣。尽管这是一种实质上的繁荣，还是一种虚热的征兆，很难作出评判。但这样一种背景，对于作家与批评家的互动无疑提供了更多的便利。 然而，恕我妄言，在新的时代症候下，一方面，作家与批评家的关系好像越来越密切，交流的方式也越来越丰富，另一方面，不少批评家以作家之“诤友”“畏友”自命的愿望却似乎变得淡薄了，个别人甚至自愿转型为名作家的吹鼓手。所谓“诤友”“畏友”，在我看来，当然既不是损友，以刻薄地挖苦作家、阴毒地贬抑作家为能事，更不是谄友，一味地以浮夸之辞为作家树碑立传、涂脂抹粉，像西晋文人、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美男子潘岳那样。（潘岳被时人归入“二十四谄友”之列）。如今，除了个别急于博人眼球的功利之徒外，损友和谄友的行径已遭到普遍唾弃。不过，却出现了另一种现象：那就是在评论作家作品时，“锐气”渐渐为“和气”所取代；与此相应，“逆耳之言”也为“顺耳之辞”所取代。尤其是对名家作品，许多批评家几乎是一边倒地发出赞美的声音，评价的尺度与普通读者的观感有着明显的差距。我们注意到，每当有名家的新作出版，总有一些批评家适时地对它进行导读，以种种专业术语把它拔擢到令人仰望的高度。妄加推测，原因之一可能是应作家本人及出版社的请托而对作品进行推介，以增加它的销售量、扩大它的影响力。这实际上就相当于为商家新上市的产品来高调吆喝，形同促销广告了。基于这样一种写作动因，这类批评文章肯定是致力于隐其恶而扬其善的。当然，我的阅读量非常有限，或许有可能以偏概全或一叶障目。 批评家其实都是目光如炬、非常敏锐的，对作家新作的瑕疵洞若观火。但其中不乏入世较深者，心知那些名作家为了维系自己的声誉，也为了将来斩获文学大奖，是希望批评家对自己的作品“说长”而不“道短”的。于是为了维护彼此建立多年的友谊，他们也就对这些瑕疵视而不见了，有的甚至以生花妙笔化腐朽为神奇。比如李洱的《应物兄》，我毫不怀疑这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优秀作品，荣获茅盾文学奖是名至实归。但这部作品的缺憾也是明显的，至少它有古代文学批评中常说的“掉书袋”的毛病，矜才炫学的倾向是一目了然的。但一些批评家却对此讳莫如深，誉之为可以媲美《红楼梦》的百科全书式的伟大著作，就揄扬过甚、有失公允了。长此以往，文学批评的功能就不能得到有效的发挥，而作家与批评家的关系也会掺杂进越来越多的功利化的东西，让原本纯净的文学共同体发生某种令人叹惋的变异。这是值得我们引起警惕的。 诚然，当代文学研究不同于我既往从事的古代文学研究。古代文学研究，以古人、亦即死人为研究对象，品头论足，说三道四，他都无动于衷，无关痛痒，不会在黄泉下拍案而起。当代文学的研究对象则都是活生生、响当当、咳唾成珠且大多乐闻颂扬之辞的当红作家，下笔时就不能不有所顾忌了，措辞要反复斟酌，既不能随意拔高，有损立场的公允与客观，又要尽量滤去让作家觉得刺耳与生硬的话语，以免造成情感上的对立或隔阂。因为彼此有各种机缘“抬头不见低头见”，说重了，就难以相逢一笑了。这样，枪口上的准星就会发生偏斜，子弹绝不会打在要害处，刀子也不会直插其软肋。 其实，时间拉回到上世纪末，许多批评家对享有盛誉的文坛名家在景仰的同时，并不刻意逢迎，常常也是敢于亮剑，说出不敬甚至有所冒犯的话的。这不是有意识地要颠覆或解构权威，而是坦诚表达自己犹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的读后感，即使这也许会让对方难堪。而那些名家也并不以批评家的直言不讳为忤，淡然处之，绝无恼怒并进而寻仇之意，表现出一种闻过则喜的雅量。王蒙在接受《钱江日报》记者的访谈时，回忆文坛往事说：“早在1988年，我喜欢的评论家吴亮已经著文宣布王某的‘过时’了。到了二十世纪末与新世纪初，学者朱学勤教授又多次宣称王某之过时。谁听别人谈自己过时也不会‘喜如狂’的，但我欣赏他的诗句，‘发未萧疏身已旧，文犹酣畅兴初阑’”。⑧一方敢于讲真话，哪怕只是误读或误判；另一方则欣赏对方讲真话的勇气，毋论其是否搔着痒处、捅到痛处。这是何等令人感佩！ 或许可以说，在“著书不为稻粱谋”已成为一种难以企及的理想的当下，一些作家、尤其是名家实际上是不欢迎批评意见的，心态恰如同鲁迅描写过的那位厨师，“有人品评他坏，他固不应该将厨刀铁釜交给批评者，说道你试来做一碗好的看。”⑨这一部分作家心底都希望批评家能粉饰其作品、揄扬其作品，因此也就希望能与批评家建立友谊，以求得他们笔下留情、刀下超生。所以，在部分作家与批评家的双边关系中，批评家实际上居于主导地位，相对显得强势些。说这些“心有千千结”的作家仰批评家之鼻息，那当然是夸张了，但批评家制订并左右着作品的评价标准，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掌控着、至少影响着文学奖项的评选结果，这就决定了一些渴望成名而尚未成名的作家面对批评家时多少有些敬畏而执礼甚恭了。批评家与作家打成一片，这本身无可厚非，但如果因此而导致批评立场的偏移或者评价标准的模糊，就有些令人担忧了。所以，为了保持超然的、独立的审美立场，批评家与作家之间是否有必要拉开一定距离呢？归根结底一句话：批评家应始终采取不偏不倚、不卑不亢、不即不离的姿态，秉笔直书，以作家的诤友与畏友自期。 三、作家的期望：与批评家同气相求、砥砺前行 当然，要做诤友与畏友，首先要成为作家的知音，要对作家持有“同情之理解”与“理解之同情”⑩。但这又谈何容易？在中国文学史上被不断吟咏的“卞和献玉”和“伯牙绝弦”的故事，是千古以来慨叹知音难遇的经典案例。批评家要成为作家的知音，一个前提是，必须对作家的创作有全面的审视、深入的考察和整体的把握，切切不可仅仅阅读过作家的某一两篇作品便遽下断语。那样做，至少表现出一种不认真、不严谨、不负责。遗憾的是，这种现象，在批评界虽然少见，却并未绝迹。 作为可以追步的典型，许多出道于上世纪的50后、60后批评家都是作家当之无愧的知音。为了获致对拟评论作家的深切理解和准确认知，他们不仅通读其已发表的全部作品，含英咀华，反复寻味，而且本着知人论世的原则旁搜远绍，钩稽其本事，观照其背景，探究其前因后果和来龙去脉。而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对该作家的创作活动持续关注、长期追踪，力求在动态考察中把握其创作风格的递嬗演进轨迹。丁帆对贾平凹的研究就是一个显例：20世纪70年代末，《文学评论》编辑部希望刚在学界崭露头角的丁帆选择一位作家进行跟踪评论，丁帆遂选择了贾平凹。不久，他深入透析贾平凹的论文便刊发于《文学评论》。其后，他便一路追寻并显影贾平凹的创作足迹，不时将自己对贾平凹新作的感悟与解会、肯定与期望结撰成文，迄犹未废。时隔30余年，他在《文学评论》发表了《动荡年代里知识分子的“文化休克”——从新文学史重构的视角重读〈废都〉》一文，在更高的历史站位上对曾经争议不断的《废都》加以审视。据舒晋瑜对丁帆的访谈录，“这篇评论稿尚未刊出，就已传到贾平凹处。贾平凹说，他读得很快，停不下来，手一直在抖，他读得很激动，”并且读出了“诸多启示”，成为后续创作的营养。无疑，他是将丁帆视为知音的。几十年来，两人一直同气相求，砥砺前行，用实践令人欣羡地诠释了何为“互动相生”。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要成为作家的知音，就必须对其作品细读、精读、不断重读。 反观今天的批评界，太多太多的作品研讨会，使一部分批评家应接不暇，根本没有时间静坐下来阅读被研讨的作家的全部作品，而只能“弱水三千，取一瓢饮”，选择某一视角、套用某一理论来演绎一番，聊以塞责。虽说只鳞片爪，不废其真，但有时却未必能窥其全豹。更有甚者，极个别的批评者凭借其先入为主的印象，在没有阅读过作家作品的情况下便加以评说。这就难免隔靴搔痒、甚至指鹿为马了。 这几年，我本人阴差阳错，误打误撞，以笔名“晓风”在《人民文学》《中国作家》《十月》《当代》等刊发表中、长篇小说数十篇，出版中篇小说集《弦歌》《儒风》《静水》（合为大学三部曲）及长篇小说《回归》、非虚构文学《青葱岁月的苔迹》，成为小说创作界的一位新兵。作为专攻唐宋诗词的学者，我以前对小说创作与研究其实都相当疏离。我之所以一反初衷地涉足小说创作领域，与其说是因为不愿固守一隅，想小小地满足一下“开边拓土”的野心，不如说是因为内心积淀了太多的现实感受，只有凭藉小说这一载体才能得到泄导和传播。我在大学任教三十年，由衷地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学的巨大进步感到欢欣鼓舞，但与此同时，正在侵蚀象牙塔的功利化倾向以及某些塔中人日趋浓厚的世俗化色彩，却又让我忧从中来。中国大学要快速发展，也要健康发展，办学水平的提升不能与大学精神的建构逆向而行。我觉得，21世纪初的中国大学可圈可点之处太多，其丰富炫目的程度要超过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有必要用一组文学长镜头，从不同角度摄录下它的影像，为后人提供一份相对清晰而又完整的历史记录。这就是我擅自越界试手小说创作的根本原因。 我的小说聚焦于高校知识分子群体的生存境遇，试图通过对不同类型的人物或事件的细致入微的描绘，拼接成校园生活的“清明上河图”。我所要重点表现的是高校教师对现实的突围和理想的守望。洪治纲教授领衔的批评团队对我这些不成熟的作品进行了系统梳理与阐释。他们的评论与我的创作初衷完全吻合，让我也产生了得遇知音的欣喜。但也有个别批评家在完全没有读过拙作的情况下，便根据我的世俗身份进行种种貌似合理的推测，让我啼笑皆非。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过：“操前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这启示我们，要准确地评价一个作家，对他的作品不仅要熟读，而且要读懂、读通、读透，如果你没有时间来读，那么最好还是三缄其口。此外，还需遵循一个原则，那就是要持有“同情之理解”与“理解之同情”。只有这样，才能成为作家的诤友、畏友与知音，也才能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继续与作家携手并肩、砥砺前行，共同创造中国文学的盛世繁华——这是一个刚入行、未入流的作家的点滴期望。 注释： ①谢思炜：《白居易诗集校注》卷一二，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943页。 ②肖瑞峰：《苏轼诗中的西湖镜像》，《文学遗产》2018年第5期。 ③陈思和：《杭州会议和寻根文学》，《文艺争鸣》2014年第11期。 ④程德培：《病树前头万木春》，《上海文学》1984年第9期。 ⑤吴亮：《马原的叙述圈套》，《当代作家评论》1987年第3期。 ⑥吴义勤：《自由与局限：中国当代新生代小说家论》，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 ⑦萧统：《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271页。 ⑧《“我不是这个，我不是那个，我是……”——王蒙的一个上午》，《钱江晚报》2007年5月30日第4版。 ⑨鲁迅：《对批评家的希望》，《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23页。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79页。 丁帆：《动荡年代里知识分子的“文化休克”——从新文学史重构的视角重读〈废都〉》，《文学评论》2014年第3期。 舒晋翰：《丁帆：关注乡土就是关注中国》，《中华读书报》2017年6月14日第7版。 勰：《文心雕龙·知音》，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714页。 作家与批评家的关系，打个未必恰当的比喻，一如西湖与西湖文学的关系：彼此依托，相互辉映。没有了西湖，也就没有了西湖文学。但如果没有了西湖文学，西湖又该会怎样黯然失色？西湖文学发轫于唐代。唐以前的西湖只是被称作“武林水”，犹如一位“养在深闺人未识”①的小家碧玉，虽说荆钗布裙难掩国色，却只能徒自“沉鱼落雁”和“闭月羞花”，不免自怜幽独。“正是凭借白居易等人创作的西湖文学的揄扬，它才声誉渐著，终至成为倾国倾城、甚至艳惊异邦的大家闺秀。而苏轼《饮湖上初晴后雨》一诗中那妙绝千古的譬喻，更将它的美誉推向极致。所以，也许可以说，是西湖酿成了西湖文学，而西湖文学又反哺西湖，造就了它的百代盛名”。②当代作家与批评家的关系或许也可以作如是观。一、历史的检视：当代作家与批评家互动相生的轨迹回望上世纪80年代以迄本世纪初的文坛，我们欣喜地看到作家与批评家之间总体上保持着互动相生的状态。批评家们对作家的创作动向高度关注，对作家的创作新变极度敏感。当“风起于青萍之末”时，他们便及时捕捉到了那细微的颤动，而将其置于百年巨变的宏大背景下推衍为即将奔涌而来的时代波澜，从哲学抽象的层面加以评说，将作家缘自艺术直觉的感性描写提升到学理逻辑的高度，以深刻的洞察力和预见性揭示出“流派”“思潮”的酝酿与生成。如果说作家是新时期文学勇立潮头的“弄潮儿”的话，那么，批评家则以具有热度、深度及高度的文字，一方面为他们推波助澜、擂鼓助威，另一方面在他们踏浪前行时，凭借自己“熟读唐诗三百首”（或曰纵览中外文学史）的思考与感悟，为他们导航，指引他们扬起理想的风帆，开足马力，绕开漩涡，向繁花似锦的彼岸进发。更重要的是，当这些“手把红旗旗不湿”的弄潮儿身形不正、脚根不稳或动作变形、风姿欠佳时，批评家会无所顾忌地直接予以评点，促使他们及时进行调整与修正，以更加稳健和快速地乘风破浪。这也就是说，对新涌现的作家作品，批评家们并不止于喝彩，在揄扬其“长”、赞赏其“得”的同时，亦不讳言其“短”、回护其“失”。他们不以彼此保持一团和气为相交之道。而作家这一方面则大多能以从善如流的态度与批评家进行互动，在批评家的鼓励与期许下增强理论自觉，更加坚定地固守自己的创作方向、锤炼自己的创作特色，并诚恳地接受批评家对自己创作中的阙失的指摘，有意识地加以弥补与完善。当然，对批评家的臧否，作家们也并不照单全收，在他们的回应中，不无仁智互见的切磋与商榷。双方各自吐珠纳玉，呼风唤雨，营造出整个文坛生气勃勃、欣欣向荣的景象，而他们的创作水准和批评能力也藉此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可以说，他们相互砥砺，相互成就，借势拔节，皆达高标，呈现出互动相生的喜人形态。考察其间递嬗演变的轨迹，我们可以发现许多具有借鉴意义的个案。例如上世纪80年代“寻根文学”的兴起及其命名，就与作家与批评家之间的双向互动有着直接的因缘。学界已基本上达成共识：1984年12月在杭州西子湖畔召开的部分青年作家与青年批评家的对话会，是“寻根文学”作为一种流派的起锚地。陈思和《杭州会议和寻根文学》③一文便认为“寻根文学”的命名、释义及理论建构肇始于作家与批评家面对面的交流与争鸣。此前，寻根文学的代表作家李杭育的“葛川江”系列小说已显露出有别于“伤痕文学”“改革文学”的景象，一股清新气息在文坛悄然弥散开来，既引起传统批评家的担忧，也促发新锐批评家思考与时代潮汐相呼应的的文学走向。程德培撰写的万字长文《病树前头万木春》即以李杭育小说为个案，揭秘了一种新的文学思潮的萌动，并为之摇旗呐喊：“我们正处在一个极具变化着的新旧交替的历史时期。在这时代的总体氛围中，我们感受到的，是一种新生的喜悦。当然，同时也伴随着分娩时的阵阵痛苦……”④这也许可视为西湖会议的先声或前奏。而李、程二位也就理所当然地代表作家阵营和批评家阵营成为西湖会议上最活跃的角色之一。会议原定的主题是“新时期文学：回顾与预测”，岂料“寻根”却喧宾夺主，跃升为会议的热点与焦点，此后，寻根文学所强调的“文化”“民间”“传统”等也成为30多位与会嘉宾争相置喙的高频词。看似发散性的议论，在相互碰撞中迸发出耀眼的思想火花，既廓清了飘逸在文坛上空的疑云迷雾，也清晰地勾勒出寻根文学的学理脉络，并进而映现出整个新时期文学的来径去路。这之后，正是在与会作家与批评家的联手推动下，寻根文学成为在80年代文坛呼啸而行、引人瞩目的热潮，李杭育固然被贴上了“寻根文学作家”的标签，美誉度与影响力大增，而程德培也从青年批评家中脱颖而出，成为批评界的风云人物。同样在上世纪80年代，与程德培同时出道的青年批评家吴亮则在与作家马原的互动中声名鹊起。他撰写的《马原的叙述圈套》一文⑤以敏锐的触角和犀利的笔锋对先锋文学的代表作家马原进行了鞭擗入里的解读与剖析，堪称当代文学史上有关先锋文学评价的最重要文献。他独具只眼地发现并指出：“马原似乎一直在乐此不疲地寻找他的叙述方式,或者说一直在乐此不疲地寻找他的讲故事方式。他实在是一个玩弄叙述圈套的老手,一个小说中偏执的方法论者”。吴亮用“叙述崇拜”“神秘关注”“无目的”“现象无意识”“非因果观”“不可知性”“泛神论”与“泛通神论”这八个关键词来概括马原的观念，既切中肯綮，又保持着一种客观的公正立场和中性的叙述口吻，弃用任何溢美之辞。因为这篇评论，不易读懂的马原走入了更多读者的视野，先锋文学的特征得到了入木三分的揭示，吴亮自己也赢得了“华山论剑”的资格。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吴义勤、张清华、施战军等学院派批评家高度关注“新生代”作家的创作动态，并予以臧否有度、褒贬合衷的评说，从而对这一批60后作家的成长、成熟及文学史书写，发挥了不可或缺的推动与促进作用。所谓“新生代”作家，这本身是一个颇具争议的提法。这个庞大而又成分复杂的群体，以自由职业者为主。他们以叛逆的姿态杀入文坛，无视现存的文学秩序与文学体制，无视权威，无视传统，试图以献身文学的热诚在颠覆中建构新的不受任何拘囿的创作范式。吴义勤等人对这批作家的突破与局限、优势与不足一一进行指陈，既致力于探讨与新生代作家相关的若干重大理论问题，又侧重于还原文学现场，阐发自身对这批作家的个性特征及时代烙印的认知与理解。吴义勤后来把这些评论文章结集为《自由与局限：中国当代新生代小说家论》一书⑥，全面而又细致地总结和呈现了新生代作家整体的文学成就、审美风格。从书名就可以得知，作者对新生代作家并不是以高唱赞歌为旨归的，完全无意遮蔽其局限性。正是这种融入了爱与知、蕴蓄着光与热的批评态度，使吴义勤等批评家与新生代作家联镳并驰，各臻佳境，在当代文学史上都留下了可圈可点的印记。而这些案例，又成为作家与批评家互动相生的一段段佳话，足以载入史册，昭示二者关系曾处于怎样一种理想形态。二、现实的忧思：一种潜滋暗长的批评倾向“互动相生”，这一对作家与批评家关系的精当概括，启示我们，作家和批评家之间应当在频繁的良性互动中实现双方的共同成长与进步。要言之，这种互动，当然不是无原则地相互粉饰、无底线地相互抬轿，而是朝向同一个目标（攀登文学高峰）的相互激励、相互鉴戒，包括对彼此创作及批评的得失直言不讳，在充分肯定其优长与成就的同时，一针见血地指出其有待改进与完善之处，以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然而，这种早已形成并延续多年的理想化形态，近年来却似乎并没有得到强化，反倒有弱化的趋势。这不能不让人产生某种忧思。尽管商品大潮对文学事业的冲击带来了令作家们痛心疾首的负面效应，尽管文学在现实生活中的位置已经逐渐边缘化，尽管最著名的作家被拥趸的程度也远逊于二三流影视明星，但文学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⑦的传统观念在政府层面依然根深蒂固，文学事业得到的官方及民间（企业）的扶持反倒较前更多，而呈现出繁荣的表象。文学杂志的稿费持续上涨（虽然与作家呕心沥血付出的劳动尚不相称），各种文学奖项及奖金的额度不断增加，各类文学采风及作品研讨活动频繁举办，从不同侧面印证着这种繁荣。尽管这是一种实质上的繁荣，还是一种虚热的征兆，很难作出评判。但这样一种背景，对于作家与批评家的互动无疑提供了更多的便利。然而，恕我妄言，在新的时代症候下，一方面，作家与批评家的关系好像越来越密切，交流的方式也越来越丰富，另一方面，不少批评家以作家之“诤友”“畏友”自命的愿望却似乎变得淡薄了，个别人甚至自愿转型为名作家的吹鼓手。所谓“诤友”“畏友”，在我看来，当然既不是损友，以刻薄地挖苦作家、阴毒地贬抑作家为能事，更不是谄友，一味地以浮夸之辞为作家树碑立传、涂脂抹粉，像西晋文人、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美男子潘岳那样。（潘岳被时人归入“二十四谄友”之列）。如今，除了个别急于博人眼球的功利之徒外，损友和谄友的行径已遭到普遍唾弃。不过，却出现了另一种现象：那就是在评论作家作品时，“锐气”渐渐为“和气”所取代；与此相应，“逆耳之言”也为“顺耳之辞”所取代。尤其是对名家作品，许多批评家几乎是一边倒地发出赞美的声音，评价的尺度与普通读者的观感有着明显的差距。我们注意到，每当有名家的新作出版，总有一些批评家适时地对它进行导读，以种种专业术语把它拔擢到令人仰望的高度。妄加推测，原因之一可能是应作家本人及出版社的请托而对作品进行推介，以增加它的销售量、扩大它的影响力。这实际上就相当于为商家新上市的产品来高调吆喝，形同促销广告了。基于这样一种写作动因，这类批评文章肯定是致力于隐其恶而扬其善的。当然，我的阅读量非常有限，或许有可能以偏概全或一叶障目。批评家其实都是目光如炬、非常敏锐的，对作家新作的瑕疵洞若观火。但其中不乏入世较深者，心知那些名作家为了维系自己的声誉，也为了将来斩获文学大奖，是希望批评家对自己的作品“说长”而不“道短”的。于是为了维护彼此建立多年的友谊，他们也就对这些瑕疵视而不见了，有的甚至以生花妙笔化腐朽为神奇。比如李洱的《应物兄》，我毫不怀疑这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优秀作品，荣获茅盾文学奖是名至实归。但这部作品的缺憾也是明显的，至少它有古代文学批评中常说的“掉书袋”的毛病，矜才炫学的倾向是一目了然的。但一些批评家却对此讳莫如深，誉之为可以媲美《红楼梦》的百科全书式的伟大著作，就揄扬过甚、有失公允了。长此以往，文学批评的功能就不能得到有效的发挥，而作家与批评家的关系也会掺杂进越来越多的功利化的东西，让原本纯净的文学共同体发生某种令人叹惋的变异。这是值得我们引起警惕的。诚然，当代文学研究不同于我既往从事的古代文学研究。古代文学研究，以古人、亦即死人为研究对象，品头论足，说三道四，他都无动于衷，无关痛痒，不会在黄泉下拍案而起。当代文学的研究对象则都是活生生、响当当、咳唾成珠且大多乐闻颂扬之辞的当红作家，下笔时就不能不有所顾忌了，措辞要反复斟酌，既不能随意拔高，有损立场的公允与客观，又要尽量滤去让作家觉得刺耳与生硬的话语，以免造成情感上的对立或隔阂。因为彼此有各种机缘“抬头不见低头见”，说重了，就难以相逢一笑了。这样，枪口上的准星就会发生偏斜，子弹绝不会打在要害处，刀子也不会直插其软肋。其实，时间拉回到上世纪末，许多批评家对享有盛誉的文坛名家在景仰的同时，并不刻意逢迎，常常也是敢于亮剑，说出不敬甚至有所冒犯的话的。这不是有意识地要颠覆或解构权威，而是坦诚表达自己犹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的读后感，即使这也许会让对方难堪。而那些名家也并不以批评家的直言不讳为忤，淡然处之，绝无恼怒并进而寻仇之意，表现出一种闻过则喜的雅量。王蒙在接受《钱江日报》记者的访谈时，回忆文坛往事说：“早在1988年，我喜欢的评论家吴亮已经著文宣布王某的‘过时’了。到了二十世纪末与新世纪初，学者朱学勤教授又多次宣称王某之过时。谁听别人谈自己过时也不会‘喜如狂’的，但我欣赏他的诗句，‘发未萧疏身已旧，文犹酣畅兴初阑’”。⑧一方敢于讲真话，哪怕只是误读或误判；另一方则欣赏对方讲真话的勇气，毋论其是否搔着痒处、捅到痛处。这是何等令人感佩！或许可以说，在“著书不为稻粱谋”已成为一种难以企及的理想的当下，一些作家、尤其是名家实际上是不欢迎批评意见的，心态恰如同鲁迅描写过的那位厨师，“有人品评他坏，他固不应该将厨刀铁釜交给批评者，说道你试来做一碗好的看。”⑨这一部分作家心底都希望批评家能粉饰其作品、揄扬其作品，因此也就希望能与批评家建立友谊，以求得他们笔下留情、刀下超生。所以，在部分作家与批评家的双边关系中，批评家实际上居于主导地位，相对显得强势些。说这些“心有千千结”的作家仰批评家之鼻息，那当然是夸张了，但批评家制订并左右着作品的评价标准，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掌控着、至少影响着文学奖项的评选结果，这就决定了一些渴望成名而尚未成名的作家面对批评家时多少有些敬畏而执礼甚恭了。批评家与作家打成一片，这本身无可厚非，但如果因此而导致批评立场的偏移或者评价标准的模糊，就有些令人担忧了。所以，为了保持超然的、独立的审美立场，批评家与作家之间是否有必要拉开一定距离呢？归根结底一句话：批评家应始终采取不偏不倚、不卑不亢、不即不离的姿态，秉笔直书，以作家的诤友与畏友自期。三、作家的期望：与批评家同气相求、砥砺前行当然，要做诤友与畏友，首先要成为作家的知音，要对作家持有“同情之理解”与“理解之同情”⑩。但这又谈何容易？在中国文学史上被不断吟咏的“卞和献玉”和“伯牙绝弦”的故事，是千古以来慨叹知音难遇的经典案例。批评家要成为作家的知音，一个前提是，必须对作家的创作有全面的审视、深入的考察和整体的把握，切切不可仅仅阅读过作家的某一两篇作品便遽下断语。那样做，至少表现出一种不认真、不严谨、不负责。遗憾的是，这种现象，在批评界虽然少见，却并未绝迹。作为可以追步的典型，许多出道于上世纪的50后、60后批评家都是作家当之无愧的知音。为了获致对拟评论作家的深切理解和准确认知，他们不仅通读其已发表的全部作品，含英咀华，反复寻味，而且本着知人论世的原则旁搜远绍，钩稽其本事，观照其背景，探究其前因后果和来龙去脉。而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对该作家的创作活动持续关注、长期追踪，力求在动态考察中把握其创作风格的递嬗演进轨迹。丁帆对贾平凹的研究就是一个显例：20世纪70年代末，《文学评论》编辑部希望刚在学界崭露头角的丁帆选择一位作家进行跟踪评论，丁帆遂选择了贾平凹。不久，他深入透析贾平凹的论文便刊发于《文学评论》。其后，他便一路追寻并显影贾平凹的创作足迹，不时将自己对贾平凹新作的感悟与解会、肯定与期望结撰成文，迄犹未废。时隔30余年，他在《文学评论》发表了《动荡年代里知识分子的“文化休克”——从新文学史重构的视角重读〈废都〉》一文，在更高的历史站位上对曾经争议不断的《废都》加以审视。据舒晋瑜对丁帆的访谈录，“这篇评论稿尚未刊出，就已传到贾平凹处。贾平凹说，他读得很快，停不下来，手一直在抖，他读得很激动，”并且读出了“诸多启示”，成为后续创作的营养。无疑，他是将丁帆视为知音的。几十年来，两人一直同气相求，砥砺前行，用实践令人欣羡地诠释了何为“互动相生”。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要成为作家的知音，就必须对其作品细读、精读、不断重读。反观今天的批评界，太多太多的作品研讨会，使一部分批评家应接不暇，根本没有时间静坐下来阅读被研讨的作家的全部作品，而只能“弱水三千，取一瓢饮”，选择某一视角、套用某一理论来演绎一番，聊以塞责。虽说只鳞片爪，不废其真，但有时却未必能窥其全豹。更有甚者，极个别的批评者凭借其先入为主的印象，在没有阅读过作家作品的情况下便加以评说。这就难免隔靴搔痒、甚至指鹿为马了。这几年，我本人阴差阳错，误打误撞，以笔名“晓风”在《人民文学》《中国作家》《十月》《当代》等刊发表中、长篇小说数十篇，出版中篇小说集《弦歌》《儒风》《静水》（合为大学三部曲）及长篇小说《回归》、非虚构文学《青葱岁月的苔迹》，成为小说创作界的一位新兵。作为专攻唐宋诗词的学者，我以前对小说创作与研究其实都相当疏离。我之所以一反初衷地涉足小说创作领域，与其说是因为不愿固守一隅，想小小地满足一下“开边拓土”的野心，不如说是因为内心积淀了太多的现实感受，只有凭藉小说这一载体才能得到泄导和传播。我在大学任教三十年，由衷地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学的巨大进步感到欢欣鼓舞，但与此同时，正在侵蚀象牙塔的功利化倾向以及某些塔中人日趋浓厚的世俗化色彩，却又让我忧从中来。中国大学要快速发展，也要健康发展，办学水平的提升不能与大学精神的建构逆向而行。我觉得，21世纪初的中国大学可圈可点之处太多，其丰富炫目的程度要超过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有必要用一组文学长镜头，从不同角度摄录下它的影像，为后人提供一份相对清晰而又完整的历史记录。这就是我擅自越界试手小说创作的根本原因。我的小说聚焦于高校知识分子群体的生存境遇，试图通过对不同类型的人物或事件的细致入微的描绘，拼接成校园生活的“清明上河图”。我所要重点表现的是高校教师对现实的突围和理想的守望。洪治纲教授领衔的批评团队对我这些不成熟的作品进行了系统梳理与阐释。他们的评论与我的创作初衷完全吻合，让我也产生了得遇知音的欣喜。但也有个别批评家在完全没有读过拙作的情况下，便根据我的世俗身份进行种种貌似合理的推测，让我啼笑皆非。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过：“操前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这启示我们，要准确地评价一个作家，对他的作品不仅要熟读，而且要读懂、读通、读透，如果你没有时间来读，那么最好还是三缄其口。此外，还需遵循一个原则，那就是要持有“同情之理解”与“理解之同情”。只有这样，才能成为作家的诤友、畏友与知音，也才能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继续与作家携手并肩、砥砺前行，共同创造中国文学的盛世繁华——这是一个刚入行、未入流的作家的点滴期望。注释：①谢思炜：《白居易诗集校注》卷一二，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943页。②肖瑞峰：《苏轼诗中的西湖镜像》，《文学遗产》2018年第5期。③陈思和：《杭州会议和寻根文学》，《文艺争鸣》2014年第11期。④程德培：《病树前头万木春》，《上海文学》1984年第9期。⑤吴亮：《马原的叙述圈套》，《当代作家评论》1987年第3期。⑥吴义勤：《自由与局限：中国当代新生代小说家论》，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⑦萧统：《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271页。⑧《“我不是这个，我不是那个，我是……”——王蒙的一个上午》，《钱江晚报》2007年5月30日第4版。⑨鲁迅：《对批评家的希望》，《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23页。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79页。丁帆：《动荡年代里知识分子的“文化休克”——从新文学史重构的视角重读〈废都〉》，《文学评论》2014年第3期。舒晋翰：《丁帆：关注乡土就是关注中国》，《中华读书报》2017年6月14日第7版。勰：《文心雕龙·知音》，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714页。